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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runkenboat 10:12 on 2016/03/06 固定鏈結 | 回應  

    原諒與承諾 — 跟著鄂蘭想想政治和解與希望基礎 

    原諒與承諾 — 跟著鄂蘭想想政治和解與希望基礎

    from 菜市場政治學

    主講者:葉浩(政大政治系副教授)
    文字:李麗美
    主辦單位:Café Philo @ Boston
    協辦:哈佛台灣同學會
    原文出處:Café Philo @ Boston部落格
    演講時間:2016-1-29

    本次聚會由哲學星期五@波士頓主辦,哈佛台灣同學會協辦。首先,維持全球二十多個地方哲五之夜唯一的共同特色——自我介紹,然後才在笑聲中由葉浩老師正式開始他的演講。葉浩老師是英國倫敦政經大學政治哲學博士,任教於政大政治系,目前在哈佛擔任訪問學者。

    這一次演講,他從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學說切入,並藉由影響漢娜鄂蘭甚深的幾位人物,如班雅明、尼采所提出的關於人與歷史、與前人之間的關係,來探討當代的臺灣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面對過去的歷史、過去的傷痛,並探討因應轉型正義而抱持的思維是否合理,行動是否充分。

    辭世至今已有四十年的漢娜鄂蘭,其影響力不但未見衰落,反而有越來越廣泛、越來越深遠的趨勢。2013年一部關於她的傳記電影《漢娜鄂蘭:真理無懼》(Hannah Arendt),就由她寫下生平最受爭議的著作《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的始末為主題,呈現鄂蘭如何從受到審判的納粹軍官艾希曼身上觀察並體悟到的「平庸的邪惡」,以及她因為提出這樣的思考而在一夕之間成為全球猶太人的箭靶,面臨前所未有的責難仍毫不膽怯、退縮,勇敢捍衛自己理論的堅毅性格。

    葉浩老師在介紹鄂蘭提出的「平庸的邪惡」的內涵前,別出心裁地先引用了三個人、一部電影的說法,來談談一個人該怎樣處理「記憶」,以及鄂蘭對於「惡」這個觀念的轉變。

    「眼前路」與「身後身」
    三個人,指的是尼采、遠藤周作與班雅明,一部電影則是王家衛導演的《一代宗師》。

    「關於一個人,一個民族或一個文化的健康而言,到底需要知道多少歷史才能好好活著,是最重要的問題。因為,太多的歷史會壓垮生活,讓人不健康。此外,歷史本身也會跟著敗壞,變得不健康!」

    尼采認為,歷史這個東西大家必須斟酌服用,不用太多也不用太少,它關係一個文化、群體、國家的健康。到底我們要懂多少的歷史、在乎多大的程度,才對我們的文明有幫助?要是我們沒有處理好,太多或過少,都可能會有礙健康。記憶可能被修改,被扭曲、被假造,我們與過去的關係,究竟該是紀念的、懷古的或是批判的?

    日本著名天主教作家遠藤周作,其著作不管是小說或是文學評論,都流露出濃厚的宗教意識,對罪惡、苦難、人性、神性皆有深入的辯證。「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時常行善而不犯罪的義人,世上實在沒有一個。所以世上沒有不犯罪的人。世上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有虧欠,所以沒有一個不是犯罪的人。罪就是這樣的普及!普及到全世人的身上!」(《聖經》)

    一般而言,在深受基督信仰影響的西方語境中,「罪」指的是「虧欠」。但遠藤周作在他的代表作《沉默》中認為:「罪並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如偷竊、說謊。 所謂罪,是指一個人通過另一個人的人生, 卻忘了留在那裡的雪泥鴻爪。」換言之,他主張,記憶是一種道德的問題,忘了對別人所做過的事情也是一種「罪」。這樣的想法恰好與尼采有個呼應,讓我們開始思考,我們應該要記得多少對別人做過的事情?

    葉浩老師在演講中提到的第三個人是班雅明。他是鄂蘭的好朋友,他曾把自己的手稿交由鄂蘭保管。在班雅明躲避納粹追捕無望而自殺後,鄂蘭親自翻譯他的著作、寫導讀,引介他的著作進入英語世界。

    「逝者與活人之間有一個祕密協議,如同之前的世世代代,我們在塵世的期待之中到來,也被賦予了微弱的彌賽亞力量——這力量的認領權屬於過去,想解決這種託付,代價也不低!」

    班雅明指出活著的人與那些曾經存在、但現在已經不在的人們之間彷彿有一個無形的約定。葉浩老師解釋,就像在戰場上,敵人把全部的人殲滅,不留活口,唯一的活口,肩負著回去報信的重責大任,他必須把整個故事或遭遇帶回去講給大家聽,所以留不留活口,這關係到整個後代的人知不知道、如何理解這件事。鄂蘭很在意班雅明此種論點。

    我們可以試著想想看,為什麼有人要想盡辦法活著,活著回到故鄉,把戰場上發生的事告訴大家?其實,這裡就涉及到班雅明所說的,死的人與活著的人的祕密契約。人有一種觀念,就是我做不到的事情,要託付給下一代,讓下一代幫我完成;或者說,我在戰場上死了,人家記得我的唯一方式,就是我成為故事的主角。

    換言之,我們每人都會死,死了之後,誰記得我們?我們想要別人記得我們,只剩下成為「故事」這個方法而已。我們活著基本上就是在活一個故事,我們的存在,與是否有個故事供人傳頌有很大關係。我們做不到的事情,或是被誤解、被誣陷,會把希望放在下一代身上,會希望下一代的人能幫我平反,這個是班雅明所謂的「祕密契約」的概念。

    演講中特別讓人眼睛一亮的,是葉浩老師還引用了《一代宗師》裡宮二對葉問的提醒:「拳不能只有眼前路,而沒有身後身。」宮二講的是拳法,她自己的拳法有「身後身」,但葉問卻只管一路往前打。葉浩老師認為,整部電影不只講拳法,還講人生,我們可以用這句話來檢視很多事情,比如,很多學科、很多理論,包括政治,是只管眼前路,不管身後身的。這關係到方法論的問題,也與葉浩老師接下來要帶領大家思考的議題有關。

    不同意象同時並存
    為了凸顯鄂蘭思想轉變的難得,也提醒聽眾,要隨時保持彈性、不被單一視角侷限,葉浩老師特地以維根斯坦在其著作中特別引用的「兔鴨圖」,以及能夠代表格氏塔心理學派主張的「老婦與少女圖」,和一張據說藏有九個人頭的圖片,告訴我們,雖然我們在這些圖片中,一次只能看到圖片中的一個意象,而不能「同時」看到兔和鴨、老婦與少女,但我們可以透過翻轉視角,主動在不同時刻看到不同的意象,也可以藉由他人的、外在的提示,來發現我們原本沒有看見的東西。

    你看到兔子或是鴨子?老婦或是少女?你能找出9個人頭嗎?
    你看到兔子或是鴨子?老婦或是少女?你能找出9個人頭嗎?

    有了這些先備知識後,葉浩老師隨即正式介紹起漢娜鄂蘭的重要主張。

    鄂蘭論極權主義底下的惡
    1951年,鄂蘭在赴美十年後,正式取得美國公民身分,同年出版《極權主義的起源》;1961年,鄂蘭毛遂自薦為《紐約客》報導全球注目的艾希曼大審,寫下《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一書。兩書間隔十年,提出兩個不同的關於「惡」的概念。不研究鄂蘭的人以為他腦袋不清楚,研究鄂蘭的人對她概念的轉變充滿興趣。

    在猶太基督教的語境與康德的思想脈絡中,「惡」幾乎是根植於人心中的東西,寫在人的DNA裡,有些人基本上就是不可能學好、不可能學善,那個惡基本上是根本,也就是所謂的「根本惡」(radical evil)。

    葉浩老師用這兩張圖片,來說明在西方傳統中對惡人的想像:左圖是被醜化的、被視為魔鬼的Machiavelli,頭上長角;右圖是《浮士德》中的魔鬼Mephistopheles
    葉浩老師用這兩張圖片,來說明在西方傳統中對惡人的想像:左圖是被醜化的、被視為魔鬼的Machiavelli,頭上長角;右圖是《浮士德》中的魔鬼Mephistopheles

    西方已經有這個傳統,把惡想像成這樣, 認為邪惡是根本的、無從改變的。鄂蘭對邪惡的理解,早期是像希特勒這樣從骨子裡就是邪惡的人。但接下來麻煩了,因為有艾希曼這樣的人的出現。艾希曼是個德國納粹官僚制度下典型的公務員,蓋章,讓人家去死。所以這裡出現一個問題,艾希曼在法庭上爭辯:我只是一個公務員,奉公守法,遵守上級的指示,我有什麼錯?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艾希曼逃到阿根廷,被以色列政府抓回耶路撒冷受審,鄂蘭自告奮勇幫《紐約客》寫報導,全程參與此次審判。她想瞭解艾希曼在想什麼、想瞭解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但艾希曼說,人不是我殺的,法律不是我定的,關我什麼事?這樣的人做了一連串可怕的事情,殺害了許多猶太人,但他不覺得他有錯。

    大家覺得希特勒是天生的、根本的邪惡,我們把全部的過錯歸結於他即可,很簡單。但艾希曼和希特勒不同,他心中沒有任何邪惡的概念,反而覺得這樣的指令很好,解決猶太人等於解決人口問題,他可能還覺得自己在做好事。他就是這樣的人,這樣有錯嗎?

    這樣的邏輯,就像從前基督徒的思考模式:我殺不死一個人,我如果殺一個人,他死不死是神決定的,他死了之後去哪裡也是神決定的。好像這個殺人的人完全沒有責任。一般人想要很直接的指責艾希曼和希特勒一樣,是惡魔,是壞到骨子裡的人,就像我們會妖魔化某個政權,好像我們就心安了,就沒事了。

    但艾希曼不像大家想得那麼邪惡,艾希曼平凡到不會思考,不覺得大量猶太人失去生命是一件壞事,反正人也不是他殺的,認真說來他還幫忙解決了國家的問題。鄂蘭發現他是不會思考的人,在獨裁極權政權底下,跟著政府做事情比較簡單,思考反而比較困難。

    「思考」即永不停歇的內在對話
    對鄂蘭而說,思考是聽你內在聲音的自我對話,來來回回的對話,這叫思考。我們可以追問,提防極權主義、獨裁政權的出現,只有思考,沒有別的方法,這是對的嗎?葉浩老師說,思考的過程就像拉拉鍊,把它拉下來,打開,重新再想一遍,可能會有新的思想、判斷出現。

    極權主義基本上就像恐怖情人,它要你的肉體、心裡、靈魂二十四小時都要想著它,當然,它還會隨時打電話、或有個抽查。集權主義還要你「信仰」它,比如說發個小冊子,要你背誦,要你虔誠地忠於它。集權主義讓你的思維無法思考,讓你封閉起來,掌控你所有的行動,要你發自內心地完全相信它,內化它要你內化的東西,要你相信它的領導人像神一樣,需要膜拜,每天回家要對他的照片敬禮。大家都很熟悉,臺灣也有過這樣的情況。

    所以惡的起源是什麼?鄂蘭觀察、探問:為什麼會有艾希曼這樣的人?她認為主要是因為人跟人的疏離感,因為寂寞,沒有更高的理想或人生意義,沒有其他方式證明自己,理想或意義都由國家來灌輸、來賦予。

    極權主義之下,人民有兩個策略,一個是「內在移民」,撤退回去,不管自己的公民身分,隱入自己的內在碉堡,追求「小確幸」,成為與世隔絕的人;不採取「內在移民」的人,就是聽政府的話,政府告訴我的是對的,那我就擁抱。但這兩個方法最後都還是會鞏固了極權主義。

    鄂蘭花了十來年的時間,來區分、探討「根本惡」與「平庸者的惡」,她發現平庸者的惡,往往是現代官僚主義下常常會出現的。臺灣也是這樣,幫王如玄辯護的國民黨青年團執行長李正皓,自承沒有把王如玄購買軍宅的實際戶數說出來,在「良心」與「職責」之間非常掙扎。但看起來他最後終究選了「職責」。那麼,選了「職責」,不就是昧了「良心」嗎?

    生命的三個境界:勞動、工作、行動
    鄂蘭認為極權主義除了要有一個邪惡的人外,還要有千千萬萬配合他的人,寂寞的人、疏離的人,國家才會搞成這個樣子。晚期鄂蘭開始思考另一個重要並相關的問題,即:「人」能否面對和抵制、避免走向疏離的命運?

    鄂蘭在《人的條件》這本書中,提出人的生命的三個境界,嘗試把整個人生哲學提高。她把不同人放進不同的人生境界,這三種境界分別是「勞動」、「工作」、「行動」。她把所有人的活動分成這三種。

    「勞動」指的是人類跟動物一樣,為了生存的活動,如吃飯、洗澡、睡覺、買東西,人類為了活著,必須日復一日做這些事情,其時間感是循環的。

    第二階段是「工作」,時間感是線性的,我想要做出一件什麼樣的事情、什麼時候必須做完,都是往下發展的,有一個期限的。比如你寫稿子,就算你沒有線性時間感,別人也一定會催稿。

    「工作」基本上就是「製作」,你會製作出一個東西或產品來,東西的存在一定處在時間裡面,好的職人、達人做出來的東西一定比我們的存在時間久,像是我們生活中的杯子、椅子,存在世間的時間一定比我們大部分人都長久。比如我們寫一本書,會想著這本書要留給什麼人看,這都是時間感。工作可以製造出一個人與人彼此可以認識的世界,人與人可以在其中活動,「工作」超乎了「生存」。

    葉浩老師打趣的說,「生存」與「生活」的分別,在場很多人都能明白,對很多留學生來說,我得寫完論文才能談「生活」。

    鄂蘭指出的更高階的境界,是共同的生活、集體的生活,我們有了世界後彼此互動,知道自己是誰、別人是誰,我們才有一個對自己更好的理解,我活著是為了什麼、有什麼意義,我要做什麼才能讓後人記得我,這就是「行動」,它關乎集體的「記憶」,人們的尊嚴,在這個層次裡,人們追求的是「不朽」的概念。

    「工作」會留下痕跡,「行動」會創作、留下無形的東西,這東西會進入歷史裡面,人的最高境界,從鄂蘭的角度來看,是在一群人裡面、有歷史的人裡面,追求共同的未來,留下一些偉大的故事,讓後人去流傳。這種「不朽」並不是時間上的永恆,歷史的「不朽」指的是後代、後來的人還記得你的偉大。

    為了怕大家分不清楚,葉浩老師特別強調「時間觀」與「歷史觀」的不同。歷史基本上是「某一群人的故事」,故事的本質是開放的,如同世界的本質也是一種開放。有趣的來了,有個歷史觀的話,有某一群人的故事,鄂蘭認為它不可以淪為下一代的枷鎖,不可以不允許他們從既定的故事情節之中得到釋放,開創自身的歷史。換言之,後代的人永遠可以為自己開創歷史、開啟新的因果鏈結。

    不要忘記人有行動與創造奇蹟的能力
    鄂蘭認為「行動」只有一種,就是「起新」,展開新的因果鏈結。如果同一條因果鏈結裡面,你把它完成了,這不叫「行動」,叫「製作」。如果一個人製造椅子,花了三天時間努力的把它做出來,你都還是在同一條因果鏈結裡面,你沒有做另一件新的事情,這叫「製作」不叫「行動」,這是鄂蘭對「行動」的定義。

    德國人喜歡創造新詞,鄂蘭創了很多新詞,造成中文世界好多人的誤解。比如說她講「責任」,我們會理解成「responsibility」,但對她而言,responsibility不只是「責任」,而是「回應的能力」、「respond的能力」。所以鄂蘭說艾希曼在當時沒有責任感,別人都聽得一知半解。如果要瞭解鄂蘭的意思,必須進入她的語境脈絡才有辦法,她的英文很特殊,都是自己下的定義,所以有一本書叫《鄂蘭的英語》,讀鄂蘭著作的時候可以隨時參考、對照。

    再強調一次,對鄂蘭來說,開創新的因果鏈結才叫「行動」。「行為」是個「勞動」而已;如果按照原先的計畫進行,那頂多叫「製作」。「行動」是「起新」、「開創新的因果鏈結」,從而「不朽」。「不朽」不等於「永生」(eternal life),永生是時間裡的概念,真正的不朽其實是個史觀裡的不朽,我們一群人或整個社群,創造了什麼事情,讓後人記得。

    「起新」關乎人的本質跟尊嚴,正如同班雅明的說法,我們都是在別人的期待中進入這個世界,我們的生命剛開始時都是在別人的期待中,但新的生命是為了創造新的事情,而不是來延續別人的事情,除非你願意。鄂蘭大聲疾呼,「政治」不是製造業,政治的關鍵與意義在於「行動」。

    行動可以創造奇蹟,鄂蘭的博士論文是寫奧古斯丁的新、對新生命的概念、對愛的概念。奧古斯丁說:「為了要有開始,人受造了,之前並無別人」。鄂蘭說,起新、開創可以改變世界,人的本質就是行動,就是斷開之前的因果鏈結。問題是,有多少人記得、多少人忘記這件事情?

    回過頭來重新整理一下「根本惡」與「平庸者的惡」,以及鄂蘭為此開的處方。這個極權主義的興起,有屬於艾希曼這樣的人,他們失去了世界,失去了共同的記憶,失去了行動力。任何行動必須在一群人裡面才可以做,像政治行動一樣必須在社群裡面。人跟世間的疏離,有人會採取內在移民的方式,離開了我們的世界,處在平行時空裡。

    托克維爾十九世紀就提過「小確幸」將是讓美國民主消亡最根本的原因。(《民主在美國》:「我看見無數相似而平等的人陀螺般原地打轉,追逐微小而庸俗的小確幸來填補心靈。每個人都沈默寡言,離群索居,對他人的命運毫不關心——對他們來說,他們的子女和朋友就是全人類!他們與同胞居住一地,卻對身邊的人視若無睹。」)

    這一類人失去了世界,以及跟世界的連結,其倫理道德就會像餐廳禮儀一樣,變得不重要。在中文世界裡「道德」跟「倫理」是混在一起的,跟西方要把事情講清楚的傳統不同。「倫理」跟「道德」其實是不同的。「倫理」是一群人彼此之間的人倫關係,是會變動的。道德是光事情本身的對錯,不管你信不信、喜不喜歡,關乎的是我自己的內在思考。

    對鄂蘭來講,失去世界的人,不但失去與自己的對話、失去道德,也失去倫理。簡單來說,鄂蘭整個後期就是要恢復她政治行動的概念,強調公領域的興起,強調一群人有共同史觀的人一起做一件偉大的事情,比如革命。

    瞭解了鄂蘭的政治思想後,葉浩老師接著跟大家談論到現實生活中的各式政治行動。

    有差異才有民主政治
    對鄂蘭來說,政治的可能來自於人的複數性(plurality),也就是自由與平等的每個人,在彼此的交往互動中,體認到「差異」。唯有「差異」的存在,才有「自我」的存在,只有多樣的不同,才有政治的可能。如果大家都一樣,像每人穿一樣的制服、抄一樣的書,連老師都講一樣的話,那不會有政治。極權底下每個人都講一樣的話,那不會有政治的可能性。

    差異是每個人都知道自己是誰,做出不同的事。人的本質基本上就是起新、開創,確認我們是誰、誰的故事作為起點。那麼問題就是,上一輩的故事對我們是不是枷鎖?班雅明認為活人跟死者都有一個祕密協議,但不容易完成,後面的人不一定要接受前代人,除非他願意。如果他願意,那就是鄂蘭說的,在同一個社群裡。

    我們要不要完成上一代人的遺志?我算什麼?如果我直接繼承、沒有經過思考,那鄂蘭會問你,你是勞動還是製作?你是別人製造出的東西而已嗎?你的自主性在哪裡?歷史的認知可以是枷鎖,也可能是幫上一輩完成一個救贖的力量。這劑量怎麼調?太多,你活著沒意義;太少,你跟前人失去了關係。不管是一個人或族群、國家,都會有這樣的問題。鄂蘭認為歷史是開放的,都有新的因果鏈可以產生新的故事,歷史都有多重視角的可能性。

    「課綱微調」的爭議在哪裡?
    「課綱微調」是什麼?爭議性在哪裡?大中國史觀可以想像成是一個封閉的歷史觀,但我們也可以重新開一個新的因果鏈。鄂蘭認為美國偉大的地方就在這裡,美國革命開啟了一個創新的行動,美國如果沒有革命,還是在英國的史觀下,還是在同樣的因果鏈結底下。

    葉浩老師說他到美國半年感到最神祕的地方是,這裡不該是一個講英語的地方,當初這裡有西班牙文、有法語,美國人應該好好研究,當初是怎樣的暴力施壓,才讓所有人都講英語。

    大中國史觀是我們的枷鎖?還是我們需要救贖?統一大中國的事業,對鄂蘭來講絕對不是一個行動,而是製作。統一中國大業誰開始想的?國民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前也沒想到要臺灣,1978年才想到要,以前沒想到,如果我們爛一點的話,可能他們也不要。

    對鄂蘭來講,這是一個活著的自主意念,我們究竟要完成這個大業,還是它是一個上一輩留下來的枷鎖?如果一個人是不自由的,它與行動無關,對鄂蘭來講,它是暴力。所有讓我們忘記有自由、有選擇的活動都是暴力。壓迫某個族群就是暴力。她指出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人的本質就是想起新、創造,被壓迫的話早晚就會引發暴力。911後很多人開始談鄂蘭的暴力的概念。人不創新、不改變,壓抑的結果早晚會衍伸出暴力。

    我們現在面臨到你要承襲的是什麼,臺灣獨立?中國的一省,統一的大業?看一下中研院的研究,曾經,「民國」對臺灣是一個敵國(見《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二次世界大戰時,臺灣是跟「中華民國」打仗,而不是跟日本人。

    藍、綠各自的「轉型正義」
    從鄂蘭的論述,葉浩老師說我們還可以來看一下臺灣藍綠雙方對「轉型正義」的爭執。

    綠營認為整個轉型還沒有成功,有轉型,沒有正義,臺灣人還沒有自主、還沒有能夠決定自己命運的時刻。政治關乎一群人決定自己的命運,民主關乎一群人參與命運。

    藍營認為我們轉型成功啦,過去的黨國體制有其歷史的特殊性,黨產也合法啊(因為法律都我們定的嘛),如果要談歷史,請記得我們對民主改革有功,如果沒有我們,哪裡有民主呢?藍營這種概念就像有人偷了我們的十塊錢,然後他把錢還我們,還要求我們感謝他一樣。

    綠營有一個連續史觀的想像,過去是想像而來的,未來是還沒發生的,但它很在意「身後身」,如國民黨的黨產啊。對綠營來說涉及的是如何理解過去,眼前是還沒發生的事情。至於國民黨的「身後身」,頂多是黨產合法。它們採新自由主義的方法論觀點,這一派主張所有人都是自私自利的,每個人要彼此互相獲利,經貿緊密合作,就有和平。藍營要拋開歷史,兩岸共創雙贏,只有眼前路,沒有歷史,沒有身後身。不同國家的學術傳統、想像很不一樣,國民黨比較像美國,美國人不太讀歷史,一讀就讀到英國去了,國民黨一樣不講身後身。

    「記憶」是一個道德的問題,今天走過一些事情、做過一些事情,有人會說不要記得。葉浩老師打趣的說,那請這種人去找他,他要跟對方借錢,借了就忘記,不需要還。有人會一直說,過去的枷鎖趕快掙脫它,趕快面對未來。尼采提醒我們,要記得多少?多少才健康?歷史學家某種程度上是幫集體在記憶的一群人,那究竟要記得多少?

    班雅明問,死者跟活人之間,我們要如何拿捏?我們要問,誰是你的上一輩?你要接續的是誰的還沒有完成的遺志?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是彌賽亞。平反我們的上一輩,我們就是彌賽亞;有人死了,他希望他的遺志有人能夠承接、完成,那他就是把我們當成彌賽亞。

    透過鄂蘭和她的好朋友班雅明的思考,我們可以來思考,對待歷史的不正義,或以前發生的事情。向前看的「遺忘式」的轉型正義,通常是國民黨的做法,過去的不要再想了,如果要想,就記得我的好就夠了,沒有我,就沒有民主轉型。

    回頭看的,通常是「清算型」的轉型正義,但民進黨不敢說,民進黨不敢清算。全球一百多個國家都有轉型正義的問題,整個東歐,尤其是德國的轉型正義,通常是清算型的轉型正義。清算到什麼程度?到現在哦,很老的教授,要是被發現以前與納粹有關,是要被革職的。德國認為清算就等於清除癌細胞,要完全清除,才有康復、法治的可能性,德國有它的特殊性,清算得非常徹底,南韓也是一樣。只有西班牙採取遺忘式的轉型正義。
    清算型的轉型正義、遺忘式的轉型正義之外,還有一種可能,南非曾經做過政治和解,是典型的「瞻前顧後」,要向前看也要往後看。南非比較特殊,南非的「身後身」有基督教的白人傳統,黑人也有和解、原諒的文化,所以他們有真相調查委員會,屬於瞻前顧後型的。我們可以去思考,如果我們沒有這種傳統的話,應該怎麼做。

    政治和解的希望基礎
    鄂蘭採多重視角的史觀,她認為人的本質就是生、開創,natality。人都有一個和解、創新的基礎。我們來就是想改變、想要開創一個新的可能性,這是一個寫在我們人類認知的、心理的結構裡面的東西。但是在族群裡我們可以怎麼做?從尋找共同的故事開始,可能是悲劇性的歷史敘事,或是多重視角的史觀。

    所謂多重視角的史觀像是一個不相容的史觀,但兩個都對。《名偵探柯南》告訴我們「真相只有一個」,沒錯,但真相是不是只有一面?一個媽媽問小孩,桌子是什麼顏色?在桌子底下的小孩說是黑色,媽媽覺得完蛋了,桌子明明是白色的。「桌子是什麼顏色的?」這個問題本身預設桌子只有一種顏色,而且認為只有桌子上方的顏色才是正確的。

    我們太習慣線性史觀,強調「一群人」,那「一群人」是誰?如果你要一個單一的、單一族群的線性史觀,在臺灣只會形成暴力,因為你會壓縮其他族群。尤其很多人喜歡講「共識」,認為「共識」好像是「同一種想法」、「一模一樣的想法」,可是其實「共識」有不一樣的理解,2加2等於4,1加3也是等於4啊。

    如果歷史犧牲掉某些人,這叫做暴力,你讓某些人消失,一樣是暴力。國民黨兩百萬人進到臺灣,一百萬人是軍隊,一百萬人是中產階級,那時臺灣有六百萬人,但歷史講的是國民黨那兩百萬人的故事,而沒有臺灣六百萬人的故事,這就是暴力。如果現在要翻轉,讓這兩百萬人的故事消失,那一樣是暴力。

    從鄂蘭的角度來講,一個人活著就是要成就一個故事讓後人傳頌,如果你的故事被抹煞掉,就是暴力,很大的暴力。那麼應該怎麼做呢?史觀跟前面的視覺差異圖一樣,你說她是個老婦人、年輕少女,都對,但不能排除其中一個,要結合、要並置,不能只有單一族群的史觀。臺灣的家長最喜歡、一定要老師說出一個標準答案來,否則就覺得這世界完蛋了。

    真相是「加乘」的,而不是「裁剪」,「裁剪」排除了其他人。葉浩老師以前每每喜歡挑戰老師,所以高一讀了四次,都被退學,好不容易讀到高二,又讀不下去了,只好離開臺灣去英國了,所以他在臺灣的學歷只到「中二」。葉浩老師說,「歷史」是他這輩子最爛的科目。

    他後來去英國念高中,英國的高中分兩個階段,前兩年、後兩年,後兩年是自己選修3至5門課,拿這些課的成績去申請大學。後兩年他選了一門現代史,第一堂課教的是「史觀」,誰寫歷史、寫給誰看,這是歷史。分組作業,一組扮演德軍,一組扮演英國,兩組互相辯論,這叫學歷史,學所有人的歷史,要求你去想另一方的想法,被逼迫去想另一個族群的人怎麼思考、怎麼看這個世界,它強迫你必須去轉換,去瞭解另一方的思想。不會強迫背誦單一史觀,甚至妖魔化別人。

    「空心」不好嗎?
    談政治的「和解」有兩種,就跟談「寬容」一樣,一種是化解爭議,化解差異,形成共識,然後只有一個族群的聲音;一種是多重視角的呈現,允許不同聲音同時出現。後者只能是空心的,空心就是一種程序,民主本身就是空心的。每個人帶著自己想要的東西進來投票,但你支持的對象不一定贏,你必須接受結果。如果今天你支持的對象選輸了,你可不可以說「那是你們的總統,不是我的總統?」

    阿扁選上總統時,葉浩老師說他正在倫敦政經學院讀碩士,教會裡的人、臺灣同學每次提到陳水扁,都跟他說「『你們那個』陳水扁」,好像那不是對方的總統。那麼你支持的是人還是制度?民主應該是要接受這個程序產生的結果,肯認這個制度。臺灣有些人接受了民主概念,有些人還沒。有些人永遠只看到老婦人,但有些人已經轉型了,接受民主;有些人轉型過了,甚至能接受還沒轉型、還沒接受民主概念的人。

    有一種理解、和解是心理感受,它很難。西方世界的寬容是在一個宗教背景中產生的,新教、舊教有很多差異與辯論,到最後決定寬容。這個制度允許你做事的方式,你可以相信你相信的事;不同國家可以信仰不同的教派,後來進步到一個國家可以允許人民信仰不同的教派。

    換言之,寬容、和解也是一種政治制度。西方到目前為止只有兩種支持民主制度的方法。一種是精英制,認為民主價值最可貴的,就像審議民主一樣,相信它會找到最好的、單一的解決問題的方式。另一種方法,認為民主本身的價值就在於每個人有表達的自由,選出來的不一定是最好的,民主就是一個程序,讓不同人有表達的自由。這兩種,要嘛答案是最棒的,要嘛答案是最符合正當性的。

    和解是有可能的,我們把和解帶進民主制度,會有不一樣的思考,民主不單是選出最棒的或是最正當的問題,而是讓政府調整時差的一個程序。有些政府還活在一百年前,有的活在十九世紀,「起手式」是說當初八國聯軍如何如何,有的人是說國、共如何如何,有的人說炎黃子孫五千年前怎樣怎樣。

    你可以有各種不同史觀,民主制度就是讓你調整時差。一,先讓政府與民意調整距離;二,讓不同時差的人藉由投票的方式調整時差、重建現實感。來來回回、每幾年調整一次,讓政府與民意接近,提醒不同時差的人要有現實感,化解時間差異。這本身是一種制度性的和解,化解時間觀的差異的制度。同樣的,在歷史教育或是歷史書寫上,葉浩老師提醒大家,我們可能要試著放棄對「共識」的追求,臺灣和臺灣的教育太喜歡標準答案了。

    兩個小時的演講,在葉浩老師謝謝大家「坐好坐滿」所引發的笑聲中結束,接下來,則是將近一個小時的現場問答:

    問答與互動
    Q1:可否請老師釐清一下柏拉圖與鄂蘭對於「惡」的觀點。
    A1:這世界有根本惡,像希特勒,但這種惡比較少見;適用於一般老百姓,惡最基本的定義,是不思考。典型猶太教的觀念指的是「善的缺席」。對鄂蘭來說,你服從權威,你接受別人的判斷,不思考,就是惡。日常生活中,官僚體制下,很多人都是這樣,不思考。

    柏拉圖被歸類為是違反民主的菁英體制。柏拉圖的政治思考起點是怎麼避免暴民制的民主制度,談如何篩選人,直至菁英的出現。柏拉圖被一些學者歸類為整個極權制度的起源。比較精確的說,柏拉圖是反民主的菁英論者。柏拉圖的這種菁英制,造成很多極權主義者。柏拉圖要拿教育體制來取代整個政治。

    如果你支持柏拉圖的話,你就會反民主,認為國家要由最厲害的人來領導,就像開船,要找一個最會開船的,不能由笨蛋來開船。這其實就是典型國民黨的想法,我們是菁英、是最優秀的人,我們才能來領導國家。

    Q2:老師提到班雅明的學說,請教老師認為下一代要選擇負多少責任?鄂蘭的「行動」與「製作」的差別在哪裡?只需要「開創」就好嗎?還是要有怎樣的追求?
    A2:我本身是基督徒,有些人會認為基督徒是不思考的人,但我依然認為真理越辯越明。神學本身對我是一種討論。很多人讀完神學畢業後都失去了信仰,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思考」本身帶有風險,「行動」本身的風險更大。你要建國、統一,可能不是你完成的,可能是你的下一代,你有意志想要完成,但未必能遂意;「製作」是你自己可掌控的。

    神學院也是一樣,你有兩種製造基督徒的方式,一種是惡魔附身啊,你要斬斷,但對不起,這不是我認為的方法;另一種方法是不斷討論,去確認各種風險,然後去接受。信仰本身是有風險的,否則你只是把神壓縮在你自己的理解之下。你不一定要把神壓縮在科學或其他的世界觀裡,這就是風險。前者否定了開放性、否定了自由意志。

    班雅明是一個個人主義者,他的世界觀是「我跟神之間的關係」,不太管跟其他人的連結。他的活人跟死人,指的是跟猶太人祖先、人跟神之間的關係,鄂蘭把它引用到政治上來。鄂蘭的民主是共和式的民主,百花齊放,有不同的聲音,但你要有一個程序來喊卡,喊卡,才能有下一個階段的百花齊放、不同的聲音。

    Q3:請老師多談談臺灣的轉型正義。
    A3:可以採「清算型轉型正義」的是可以跟過去切割乾淨的政權,但臺灣很難,因為臺灣一直是同一個黨。日本也很難,因為天皇是同一個系統,如果要採清算型的轉型正義,那天皇要廢掉,你不可能同時承認天皇錯了,又尊崇天皇。共產黨採取清算式的轉型正義,清算國民黨,然後又惡搞了一次文革。現在也有一堆帳還沒算清楚。整個東亞要採取單一史觀,太難了。

    臺灣特殊的地方是,所有國家的方式都沒辦法硬套。國民黨要你記得他的好;民進黨說要清算,但不清算人,只想清算黨產。我們想學南非,我們有「民間的」真相調查委員會,但民間沒有調查的能力與權限,政府則沒有正式的委員會(組織)。臺灣太神祕了。

    Q4:如何解決臺灣的問題?要告訴我們方法啊。
    A4:要先有清楚的邏輯、把問題搞清楚吧。我們會不會太寬容,在太多的事情上?在臺灣有很多很簡單的邏輯問題,都被大人壓抑下去了。歷史課本也有很多明顯邏輯不通的東西。

    Q5:鄂蘭指責一般人的惡嗎?
    A5:鄂蘭認為只有當時配合的官僚、公務人員是不思考的惡、家常便飯的惡。一般的人民是採取內在移民,過著小確幸的生活。我們在清算罪的時候,絕對不能是說我們集體的、大家的惡。集體的惡就是不承認惡,所以鄂蘭還是想要去分辨每個公務員的行為。

    集體的惡代表沒事了、逃脫了,不好好認錯、改錯。「不義」有兩種,一種是人為;一種是天然的、自然的現象。極權是人為,如果不追究,無法從歷史裡學到教訓。唯有清算,確認誰該負責,弄清楚不義是人為或自然的,才能有下一步。

    Q6:可否談談江宜樺,他是研究鄂蘭的人。
    A6:鄂蘭一般被認為是亞里斯多德主義者,亞里斯多德提出人是社群動物的概念。江宜樺比較特殊吧,最簡單的方法是,讓他的書放著吧,可以讓大家檢視。我們的時代跟鄂蘭的時代有些不一樣,我們在行動上有更多的條件,是鄂蘭沒有想到過的複雜。現代人要言行不一比以前困難的多,你講過的話都可以在網路上都可以找到、被挖出來。

    我信奉民主,所以我沒辦法,各種不同的聲音都讓他存在,用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的講法是,錯誤的概念有必要存在,如果沒有錯誤的想法,你的主張只會是死的教條,而非活的真理。你要相信某些東西,一定會有人來挑戰你,我們可以用邏輯來解決。對約翰彌爾來說,極端到要是一件事沒有反方意見的話,應該要有人出來製造一下比較好。在我們的時代,不缺反方意見,那就擺上來一起討論嘛,潮水退了,就會知道誰沒穿褲子。我們有一堆荒謬的地方,我們的政治理念有很多不合邏輯的地方。

    有些中國朋友常常會武斷的要你承認你就是中國人,那你可以請他定義一下何謂中國人,是文化呢?還是人種呢?如果是人種的話,「中國」並不是同一人種,有一些少數人種、族群,這些人就應該把他們排除出去、讓他們獨立;如果是文化的話,那謝謝,為什麼同一文化都要是同一個國家?那你先叫美國回歸英國懷抱。

    我的方法是,讓荒謬去顯現荒謬。我們面臨一個政治學上的困境,從前民主國家要輸出到其他國家,該民主國家一直是一個強勢國家。臺灣是民主國家,卻是相對弱勢,中國因素突顯出民主的脆弱性,但解決方法不是鎖國或封閉,而是應該更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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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runkenboat 12:15 on 2014/09/20 固定鏈結 | 回應
    Tags: 新聞與政治   

    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1964 年 9 月 20 日

    彭明敏 謝聰敏 魏廷朝

    一個堅強的運動,正在台灣急速地展開著。這是台灣島上一千二百萬人民不願受共產黨統治,不甘心被蔣介石毀滅的自救運動。我們要迎上人民覺醒的世界潮流,摧毀蔣介石的非法政權,為建設民主自由,合理繁榮的社會而團結奮鬥。我們深信,參加這個堅強運動,使這個崇高的理想早日實現,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權利,也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

    ( 一 ) 「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早已是鐵一般的事實!

    不論歐洲、美洲、非洲、亞洲,不論承認中共與否,這個世界已經接受了「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存在。

    即使在亞洲政策上陷於孤立的美國,也只有少數保守反動的政客,在炒「不承認主義」的冷飯,輿論主流,尤其是知識份子,都要求在法律上承認「一個中國,一個台灣」,以謀中國問題的最後解決。美國的外交政策也正在往這個方向發展。為什麼美國還在口頭上把蔣政權當作唯一合法的中國政府?因為美國要藉此與中共討價還價,以達成有利的妥協。美國跟中共在華沙談了一百幾十次,美國一直強調了只要中共放棄「解放台灣」的要求,美國對中共的門將永遠開放著。

    蔣政權只靠美第七艦隊苟延殘喘,我們絕對不要被「反攻大陸」這一廂情願的神話矇住眼睛,走向毀滅的路上去。第七艦隊一旦撤退,蔣政權在數小時內就會崩潰。「反攻大陸」云云,只是蔣介石用來維持非法政權和壓榨我們的口實罷了。

    ( 二 ) 「反攻大陸」是絕對不可能的!

    凡是具有起碼常識的人們,都會毫不遲疑地下這樣的判斷。蔣介石控制下的軍隊,頂多是一個防禦力量,而絕不是一個攻擊力量。它的存在完全依賴美國的軍援,而美援的目標,又僅在保持美國太平洋的防衛線,因此它不可能獲得超過防衛需要的攻擊武器。它的海軍無法在海上單獨作戰,因為它不但沒有主力艦,連保養一隻軍艦的設備也沒有。它的空軍由短程戰鬥機組織,攻擊所不可欠缺的運輸機和長程戰鬥機卻少得可憐。它的陸軍,仍然以輕裝備步兵為主力,機械化部隊和重炮兵只不過是裝飾品而已。
    台灣沒有支持反攻經濟的能力,蔣介石儘管全力支持軍隊,不惜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預算做為軍費,但憑這彈丸之地,維持數十萬軍隊平時已苦於奔命,戰時怎能夠供給龐大的戰費?又怎麼能夠補人力的毀滅?

    戰爭的目的已不存在,蔣介石雖然在號召自由民主,但處處蹂躪人權,一手把持政權,以特務組織,厲行暴政。有人說,大陸來台人士返鄉心切,容易受蔣介石的驅使。其實,中共國勢的強大,已使百年來飽嚐外侮的民族主義者揚眉吐氣,他們相信,這絕不是貪污無能的蔣介石政權所能望其項背的。我們究竟為誰而戰?為何而戰?蔣介石已失去了使人信服的戰爭目標,誰願為這個獨夫賣命?

    蔣介石的官兵,把一生奉獻給這個獨夫,請問他們得到什麼代價?一旦年老力衰,不僅不能享其餘生,且被擯去民間,流浪街頭。這種騙局怎麼不令他們痛恨?因此,退伍軍人常說「亡大陸的固然是退伍軍人,亡蔣介石也將是退伍軍人」。

    現役官兵的生活,更是慘不堪言,他們常常說,「毛澤東斷了我們的祖宗,蔣介石絕了我們的子孫。」狂者鋌而走險,猖者鬱鬱終日,官兵越規犯禁層出不窮,指揮官能多方籠絡,結果兵比官驕,軍紀掃地。

    至於代退伍軍人而入伍的台籍青年在他們的記憶中仍然留著蔣介石在二二八事變中屠殺二萬台灣領導人物的仇恨,他們雖然三緘其囗,始終還是蔣介石的「沈默的敵人」,在軍裝的鐵面孔下,固然看不出他們的思想,他們無論如何不致認賊作父,受蔣介石的奴役。政工制度牽制軍事行動,減低軍事效能。軍事行動的優點,在於能迅速動員人力物力,完成任務。政工制度則循教條監視軍事行動,政治目的重於軍事目的,政治責任抵銷了軍事效能。雖然軍中明理之士,如孫立人等,曾提出異議,但卻被戴上莫須有的罪名,迄今含冤莫白。官兵常說:「一旦動員,先槍斃政治指導員。」

    想一想,一枝欠乏攻擊能力的軍隊,在沒有戰費,士氣消沉,效率低落的情況下,和強大的中共作毫無目的的戰爭--這個戰爭叫做「反攻大陸」,而頑強的五星上將蔣介石,卻效法唐.吉訶德高舉一枝破爛不堪的掃把,向風車挑戰。

    ( 三 ) 為什麼蔣介石仍然高喊「反攻大陸」?

    因為這個口號正是他延續政權,驅使人民的唯一手段。十五年來,他一直藉這一張空頭支票,宣佈戒嚴,以軍法控制了一千餘萬的人民,他所要的「反攻大陸」的把戲,實在是二十世紀的一大騙局。

    國民黨官員何嘗不知道這個騙局不能持久,他們一面將自己的子女和搜刮而來的財富送往國外,準備隨時逃亡,一面扮作江湖郎中,把「反攻大陸」的延命丹餵給死在眼前執迷不悟的蔣介石。

    讓我們看看這個口號有什麼魔力:

    第一、矇蔽人民,利用人民心理的弱點,以苟延早已喪失存在的蔣政權。部份大陸來台人士,思鄉心切,可因「反攻大陸」的幻想而支持蔣介石,部份台灣人則因盼望政治壓力和經濟負擔減少,而姑且信其有。

    第二、可利用非常時期的名義,排除憲法和法令的正當行使,陷害愛國而富於正義感的人們,進一步限制言論,封鎖新聞,控制思想,實行愚化政策。

    第三、挾中共以自重,向美國討價還價,作為勒索美援的工具,當中美交涉不順利,或美國向蔣介石施以壓力時,立即在香港放出國共和談的消息,使有恐懼中共病的美國不知所措。

    總之,「反攻大陸」的口號,對外可以要挾中共以自重,對內可以厲行恐怖政治,延續政權。

    ( 四 ) 蔣介石政權代表誰?

    國民政府自稱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他認為現在的國民大會、立法委員、監察委員都是經過人民選舉而產生的,包括中國大陸和台灣代表在內。我們知道,這些選舉都是十八年以前(一九四七年)舉行的,我們也知道不到二年(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的人民已痛恨蔣政權的腐化無能,蔣介石雖然擁有數百萬軍隊卻很快地被趕出了中國大陸。顯然,大陸人民已選擇了另外一個政府。當時的國民政府已不能代表當時的大陸人民,何況在十八年後的今天,新的一代已經成長,蔣政權顯然不能代表現在的大陸人民了。

    那麼,蔣政權能否代表台灣的人民?三千餘人的國大代表中,台灣的代表只有十餘席,四七三人的立法院中,台灣的代表也不過六名,他們的任期已分別於十二年前和十五年前屆滿,當然不能代表現在的台灣人民,何況二二八事變時,蔣介石屠殺了兩萬的台灣領導人物(當時台灣人口只有六百萬),雖然台灣人一直忍氣吞聲,但他們一直是蔣介石「沈默的敵人」。

    談到台灣人和大陸人,我們必需指出,蔣介石政權雖然在口頭上高喊「台灣人與大陸人必須攜手合作」,其實卻最忌諱台灣人和大陸人真正合作,所以極力挑撥離間,無所不為。這種政策,在選舉中表現得最為突出。蔣政權分化台灣人和大陸人,使他們互相猜忌,彼此獨立,以便操縱與統治。因此蔣政權一直防範台灣人和大陸人的竭誠合作,協力消除蔣介石的專制,實現民主政治。當雷震要求台灣人和大陸人合作的途徑時,蔣介石終於撕破了臉皮,不顧國內外輿論的指責,張牙舞爪地將雷震戴上紅帽子。蔣介石深知台灣人和大陸人合作實現之日,也正是他的政權瓦解之時。

    或者說,蔣介石政權是國民黨的代表,並且根據他們的傳統的「黨國合一」論也就是代表中國。其實,蔣政權甚至於不能真正代表國民黨。國民黨本身只有獨裁,而沒有民主,絕大多數的黨員,沒有說話的權利,他們的代表,在大會中,只能恭聽頭目的訓詞,鼓掌鞠躬而已。他們只是一群「點頭人」,只能一致通過頭目的提案,至於提案的內容,是不能也不敢過問的。黨內又是派系分立,在蔣介石的權力鬥爭中,如兩廣勢力,胡漢民、張發奎、李宗仁等被清算的派系固不必說,其他不得寵的派系也不能進入權力的核心。這些被排擠的多數黨員,當然是憤慨而不滿的。黨內明智之士或避口不談政治以作無言的抗議,甚至於積極抨擊,成為反對蔣政權的主流。

    我們可以說,蔣政權只是國民黨內少數小人集團的代表。它既不能代表中國、又不能代表台灣,甚至不能代表國民黨。

    ( 五 )

    台灣經濟的發展面臨兩大問題,一是龐大的軍隊組織,一是激增的人口。這是不負責任的蔣政權在「反攻大陸」的虛偽號召下自我毀滅的陷阱。

    根據蔣政權本年的統計,軍費支出佔預算百分之八十以上,這個數目,並不能概括所有的軍事費用。每年由糧食局供給軍隊二十萬噸米的價格遠低於市價,而且遠低於局定的價格;軍隊的運費、電費以及其他應付公營事業的費用,從未結帳;軍需工廠所得與美援物質拋售所得也歸軍隊所有;軍隊的消費,已超過資本的形成。

    激增的人口,也減低了經濟成長的效果,影響所及,失業問題日趨嚴重,尤以農村的情形最為惡劣。台灣的勞動人口約有四百萬人,而失業人口至少在一百萬人以上,約佔勞動人口的四分之一,每平方公里的耕地,要擠一千二百三十人,受大專教育的優秀青年迫不得已,紛紛出國,每年都在千人以上。蔣政權不敢面對現實,將問題的解決訴諸自欺欺人的「反攻大陸」上面,雖然有些知識份子正直呼喊著,但仍然無濟於事。他們說,主張節育的人是失敗主義者,而把希望寄託在剛出生的嬰兒,認為二十年後,這批後代將為他們執干戈而「反攻大陸」。

    許多人以為台灣的土地政策是蔣政權的德政。其實,蔣政權實行土地改革的動機,卻是為了削弱潛在的反對力量。從清朝以來,台灣傳統的政治領導人物,都來自地主階級。蔣介石深知政治人才的興衰對他的專制的影響,因此,先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時屠殺了兩萬台灣領導人物,又在一九五 O 年實施土地改革,打倒傳統的政治領導階級。當然大陸人不屬於台灣地主階級,也是土地改革能實施的主要原因。由於蔣政權傾心消滅地主階級,地方力量終一蹶不振,而農民卻在農產品價格的抑制、無從逃避的重稅、以及肥料換穀政策的重重剝削下,每日為餬囗掙扎而無餘力。

    經濟政策應該有一套長期發展計劃,但蔣政權所做的,只是不顧經濟原則的盲目的投資,以及表面而臨時性的應急措施。他們為了維持軍糧,不惜殺雞取卵,榨取農民。他們深怕軍費一時中斷,所以不敢面對現實,改革它命脈所在的稅收制度,而任它腐化。他們為了鞏固政權,更與財閥勾結,抑制貧苦大眾,造成貧富懸殊的不安定社會。

    讓我們看看到了山窮水盡的蔣政權的最後面目,一方面將它們的創子手們放在重要的位置加緊暴力統治,他方面以所得「十二億公債」都市平均地權及變賣公共事業等,來榨取人民,屢次派遣他的掌櫃徐柏園到中南美疏散民脂民膏,大買地產。

    ( 六 ) 台灣足以構成一個國家嗎?

    國家只是為民謀福利的工具,任何處境相同、利害一致的人們都可以組成一個國家。十餘年來,台灣實際上已成為一個國家,就人口面積、生產力、文化水準條件來看,在聯合國一百十餘國中,台灣可排在第三十餘位。其實許多小國的人民反而能享受更多的福利和文化的貢獻。如北歐各國、瑞士、南美的烏拉圭,都是很好的例子。我們應拋棄「大國」的幻想和包袱,面對現實,建設民主而繁榮的社會。
    有人說,蔣介石已成了裸體的皇帝,我們可以坐待他的末日。但是我們不能不想,走到窮途末日的蔣政權,將台灣交給中共。我們更不能不憂慮,台灣將被國際上的權力政治所宰割,所以說我們絕對不能等待。

    許多知識份子們仍然在迷信「和平轉移政權」與「漸進的改革」。我們必須指出,如果回顧劣跡昭昭的國民黨史,我們立刻就可以發現,只要剛愎狂傲的蔣介石睜著眼睛,任何方式的妥協不是夢想,便是圈套 — 專門用來陷害知識份子的圈套。所以我們絕不能妄想「和平轉移政權」而妥協。

    我們還要坦誠的告誡與蔣政權合作的人們:「你們應立即衷心悔悟不再為蔣政權作威作福,不再做蔣政權的爪牙耳目,否則,歷史和人民將給你們最嚴厲的制裁」!

    ( 七 )

    在台灣這種正在開發中的地區,經濟發展實際上是文化、社會、經濟、政治的大革命,而政治則為一切推動的源泉。台灣儘管具有現代化的良好基礎,可是只要腐化無能的蔣政權存在一天,我們距離現代化仍然非常遙遠,所以我們絕不能期待「漸進的改革」。

    基於這種認識,我們提出下列主張,即使流盡最後的一滴血,我們也要堅持到底使它實現。

    甲、我們的目標

    (一) 確認「反攻大陸」為絕不可能,推翻蔣政權,團結一千二百萬人的力量,不分省籍,竭誠合作,建設新的國家,成立新的政府。

    (二) 重新制定憲法,保障基本人權,成立向國會負責且具有效能的政府,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

    (三)以自由世界的一份子,重新加入聯合國與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建立邦交,共同為世界和平而努力。

    乙、我們的原則

    (一) 遵循民主常軌,由普選產生國家元首。他不是被萬人崇拜的偶像,也不是無所不能的領袖。更沒有不容批評的教條。他只是受國會監督與控制,熱心為民眾服務的公僕。

    (二) 保障集會、結社和發表的自由,使反對黨獲得合法的地位,實行政黨政治。

    (三) 消滅特權,革除貪污,整肅政風,改善軍公教人員的待遇。

    (四) 樹立健全的文官制度,實行科學管理,提高行政的效能,確立廉潔公正的政治。

    (五) 保障司法獨立,廢除侵犯人權的法規,嚴禁非法的逮捕,審訊與刑罰。

    (六) 廢止特務制度,依民主國家常軌,規定警察的地位和職務,並樹立人民的守法精神。

    (七) 確保人民對國內外通信、遷徙與旅行的自由,維護開放的社會。

    (八) 以自衛為原則,裁減軍隊,並保障退伍軍人的地位和生活。在經濟方面,由於國防負擔大減,我們可以根據長遠的目標和計劃,充分利用人力物力,加速經濟的成長。我們將以民主方式分配經濟權利,廢除個人和階級經濟特權,保障機會均等。我們將建立直接稅制,加強累進所得稅與遺產稅,消除貧富懸殊的現象。我們計劃擴大國家的生產力,消滅失業,普遍提高國民生活水準,使人類的尊嚴和個人的自由具有實質意義。我們將改造農村傳統的生產力式與維護溫飽的觀念,建設科學化、機械化、現代化的農村社會。過去蔣政權盲目投資、無理干涉企業,以低工資支持資本家、以肥料換穀辦法剝削農民、以消費稅和戶稅增加一般大眾負擔所造成的各種問題,我們將予以徹底解決。

    我們確信社會的目的在維護個人的尊嚴,增進人民的福利,因此我們反對蔣政權統治下的恐怖、貪婪與妨礙團結發展的多種措施,而要建立一個互信互助、友愛的社會,使每一個人都能過完美積極幸福的生活。

    多少年來,中國只有兩個是非,一個是極右的國民黨的是非,一個是極左的共產黨的是非,真正的知識反而不能發揮力量。我們要擺脫這兩個是非的枷鎖,我們更要放棄對這兩個政權的依賴心裡,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外,從台灣選擇第三條路 — 自救的途徑。

    讓我們結束這個黑暗的日子吧!讓我們來號召不願受共產黨統治、又不甘心被蔣介石毀滅的人們,團結奮鬥,摧毀蔣介石的暴政,建設我們的自由國土。

    愛好民主自由的同胞們,千萬不要因看到黯淡的現實而灰心,而絕望。讓我們告訴你們,國內外的情勢對我們越來越有利,而我們的自救力量正在急速地擴大中。在政府機關、地方團體、軍隊、公司、報社、學校、工廠、農村到處都有我們的同志。我們這個組織,已經與在美國、日本、加拿大、法國、德國的同志們取得密切的聯繫,並且得到熱烈的支持,一旦時機來到,我們的同志將會出現在台灣的每一角落,跟你攜手合作共同奮鬥。

    同胞們!勝利就在眼前,團結起來!這就是我們的標誌。從今天起,它就隨時隨地出現在你們的面前,記住!當你們看到它的時候,這個組織正在迅速地擴大著,這個運動也正在有力地展開著。

     
  • drunkenboat 12:21 on 2009/05/12 固定鏈結 | 回應  

    打開視界˙2009世界新聞攝影展 

    打開視界˙2009世界新聞攝影展
    重新開幕的誠品敦南店B2藝文空間,首檔推出【2009世界新聞攝影展】。展期間另將舉辦兩場座談會,敦南店2樓門廳亦將同步舉辦附展。
    2009世界新聞攝影展】由財團法人有容教育基金會、膳魔師主辦,誠品書店協辦;自59日至531日於誠品敦南店B2藝文空間展出。並有專人導覽服務。
    2004年起,【世界新聞攝影展】每年於誠品敦南店B2藝文空間舉辦,每一張照片紀錄著來自世界各地發生的故事;策展人葉姿吟指出,經過多年觀察,台灣展場有一有趣的改變,即是從911那年開始,展場觀眾明顯變多,顯示台灣人的國際社會意識有了較明顯的提升。
    【世界新聞攝影展】由成立於1955年的荷蘭世界新聞攝影基金會,每年舉辦一次全球比賽,至今已有50多年的歷史,也為全球的新聞攝影工作者架起了無國界的交流橋樑,經由獨立的國際評審團評選出獲獎作品後,隨即於全球五大洲一百多個城市巡迴展出。此次世界新聞攝影比賽分為10大類,共有124個國家的攝影工作者參賽,最後由來自27個國家67位作者得獎;其中亞洲參賽者較前一年大幅增加了14%,尤其以中國與印度成長幅度最大。
    得獎的近兩百張照片呈現了金融海嘯、族群對立、中國川震、緬甸風災、地球暖化、住屋問題、以巴衝突、勞工權益、恐怖攻擊、單親家庭、貧民窟暴力、弱勢族群、貧富差距、婦女安全、生態保育等議題,也可以看到北京奧運與世界藝文剪影。
    年度照片.jpg 年度首獎由美國的 Anthony Suau以一張關於金融危機的黑白照片獲得(如右圖),該作品發表於「時代雜誌」。畫面中的俄亥俄州員警,荷槍實彈地進入遭銀行強制收回的民宅;由於許多空屋遭非法入住者破壞或侵占,因此警員在值勤時需要非常地小心;繳不出房貸是美國金融危機的初期徵兆,但這樣的景象如果不是因為圖說,它看來像極一場衝突或戰亂的現場,誰料到這只是繳不起房貸的結果呢?
    國際評審團主席MaryAnne Golon說:「這張照片讓我們看見了典型的戰場畫面,竟發生在繳不出房貸的美國家庭中。」而另一位瑞典籍評審Ayperi Ecer則指出:「首獎照片既簡單又複雜,而它顯露的並非是一個議題而已。2008是一個金融體系崩解的一年,而這樣的影像,提醒我們省思並建立一種不同於過往的生活態度。」
    整體來說,這一年,因金融風暴而使整個世界更形失序。讓人不禁想問,究竟,我們能從這樣的衝擊中學到什麼?走向那裡呢?緊扣著今年世界新聞攝影展展露的景象,主辦單位並舉辦兩場講座,從教育、醫療、勞工、弱勢、族群、商業倫理等面向,探討「全球化」下的世界縮影,期待在觀展之後,進而為讀者打開面向世界的胸襟;530日則有「善待萬物」燭光音樂會。
    2009世界新聞攝影展:
    展期:200959日至531
    地點:誠品敦南店B2藝文空間
    講座1.在看見之後──這個世界更值得我們關心的幾件事
    地點:誠品敦南店B2視聽室
    時間:5/9(六)7:30pm
    與談人:
    Femke van der Valk(荷蘭世界新聞攝影基金會策展人)
    陳德齡(中映電影文化執行長)
    徐文彥、余宛如(生態綠˙平貿易推動者)
    講座2.看看我們這個世代──走向世界的年輕孩子們
    地點:誠品敦南店B2視聽室
    時間:5/16(六)7:30pm
    與談人:
    陳斌華(「專業」的年輕人談頂級專業)
    關瑋廷(阿拉斯加打工學生)
    鄭國威(全球之聲多語言翻譯計畫翻譯部落客)
    金光亮平、王榆鈞、吳政君(音樂創作者)
    專人導覽:請洽sarinay@yahoo.com/(02)87717166-321

     
  • drunkenboat 14:53 on 2007/06/10 固定鏈結 | 回應  

    Sarkozy’s Speech"今天,讓我們談談誰是法國人" 

    這是法國總統薩科奇的一篇電視競選演說稿
    當然他發表這篇演說,有他政治上的目的
    而且他也罵過造成巴黎暴動的阿爾及利亞裔穆斯林是「人渣」
    但不可否認,這篇演說相當精闢
    而且,好笑也諷刺的,如果把文中的"法國"全部替換成"台灣"
    一點也沒有破綻
    ——————————————————————————
    今天,讓我們談談誰是法國人

       我們成為法國人,不光因為我們生在法國,更因為我們選擇留在法國,與法國站在一
    起。

       我父親是匈牙利移民、外祖父是希臘移民,但今天可以站在這與各位以兄弟相稱,我
    感到很驕傲也很榮幸。

       因為諸位跟我父兄一樣,離開了自己生長的地方,遠離了珍貴的童年、記憶、初戀,
    遠道而來追尋更美好的未來。

       因為「成為」法國人追尋的不僅是身分,更是情感上義無反顧的抉擇,需要自我克服
    、參與、愛護法國不變的心意。

       我們「選擇」成為法國人,因為我們愛法國人、敬愛法國。法國是我們共同居住的大
    家庭,在這塊土地上,我們有共同記憶、理念、個性,喜歡彼此的優點、包容彼此的缺點
    。我們需要尊重彼此的習性、共享對方的歷史,開創我們共同的記憶。

    ◎國家認同不需抹滅記憶

       這不是要求我們忘記各自的過去、抹滅我們對故鄉的記憶。成為法國人,不需建立在
    每個人都拋棄自己的過去,更不是建立在抹滅個人良知上。而是建立在個人以國家認同為
    基礎的自我認同上。成為法國人,是希望多元的參與能一加一大於一,而非小於一。

       對法國這個大家庭來說,我們希望每個人的加入,都能讓她變得更豐盛。今天法國的
    面貌,跟五十年、一百年、二百年前,都有了很大的不同。

       法國也從未刻意要隱藏自己歷史的進程,因為我們從來就不是由單一家族、民族或種
    族組成,而是由志願選擇共同生活的一群人組成。法國是一種理念,是一群有不同歷史背
    景、記憶、經驗、生活、夢想的人,共同經營的理想國度。

       我希望跟諸位共有的法國,不是被囚禁在過去歷史、傳統中的法國,而是不斷更新、
    與時俱進、每個人都能發揮貢獻的法國。

       今天的法國,有各種不同的顏色、宗教,是多元歷史、文化、記憶的結合。今天的法
    國,是由各種不同元素組成的多元混合體。

       今天,法國開始質疑自己、質疑我們的價值、我們在世界的角色、夢想、團結。這些
    懷疑,需要靠我們每個人進一步的思考,因為,未來的法國,是我們共同盼望的共業,需
    要我們的參與、承諾。

       民主共和需要彼此了解、尊重彼此的獨立。更要每個人都覺得公平正義:每個人都有
    努力追求財富的自由,儘管出身低、卻有向上流動的能力。

       法國強調人道主義,但有時,這種人道措施卻犧牲了公平正義。未來的法國應更強調
    公平正義,讓孩子都可受教育、貧病可受照顧、老弱可獨立生活、工作者受到尊敬。更重
    要的是,國家應承認工作才是擁有財富的正途、財富是工作努力的象徵。這樣,才是個理
    性、進步的國家。這樣,才是對不同背景、想法的人公平的做法。

    ◎讓我們為美好的未來打拼

       讓我們努力為機會平等打拚,讓我們努力為弭平貧富差距打拚。未來的補助除了針對
    區域、房地產,更應針對個人。以往協助地方振興的做法當然不錯,但未來針對有需要的
    個人提供補助也是必須。雖然成本較高,但比大規模社會救濟便宜,而且公平。

       讓我們為學校教育改革打拚,因為學校教育才是推動社會階層流動、改善貧富差距的
    基礎,也是父母有能力改善的地方。若未來法國年輕人受限於所學、所思,被圈梏在單一
    語言、思維中,而無法跟世界上其他人溝通、交換、共同達成夢想,那真是很危險的事。

       讓我們為卓越的學校教育打拚。好的學校教育可以釋放下一代法國人的才能、企圖心
    ,也才是推動社會階層流動、走出種族藩籬的正途。教會孩子為平等的工作機會打拚,這
    才是贏取尊嚴、尊重的正途。

       這些都是過去法國為我的家族、我個人做過的事,也希望未來法國可以為你們、你們
    的下一代做同樣的事。但若你什麼都不想要,你就什麼都不會有。你的未來掌握在你自己
    手裡。每個人一定都得為法國做些什麼,因為法國是每個人的家。

       在這裡,我願意跟諸位承諾:希望未來到法國來移民的小男孩、小女孩們,真的會覺
    得法國是世上最美好最幸福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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